特供肉重现国家队餐桌避免误食兴奋剂

日前，国家体育总局为国家队备战奥运会专门下发文件《关于做好备战伦敦奥运会国家队运动员肉食品安全保障工作的通知》，通知要求各中心、国家队严格保障运动员的食品安全，避免误食含有兴奋剂的食品。

1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刘延东在体育总局训练局考察时强调，要继续做好反兴奋剂和赛风赛纪工作，维护奥林匹克运动纯洁性。要加强科研、医疗、康复等后勤保障工作，为运动员备战参赛创造良好的条件。运动员吃特供肉，引发社会舆论对食品安全问题的新一轮关注。

国家射击队总教练王义夫操着一口柔和的辽宁话告诉时代周报记者：我还没看到这个文件，不过我们有专门后勤保障，我只负责训练，平时我们的工作正常进行，也没有进行封闭训练，我们的队伍管理有专门的管理方法。

“国内的肉有点危险”

在中国，运动员服用兴奋剂除主观意愿外，有很多运动员是误服—因外出食用被污染的肉制品导致。不过，体育竞赛高额的奖金和赌博等丑恶现象的存在也可能诱发兴奋剂丑闻。

国家体育总局足球运动管理中心主任韦迪认为，2012年足球联赛整个引援资金达十多亿元，必然带来（俱乐部）对比赛结果的期待，除了会诱发赛风赛纪问题之外，不排除在特别情况下使用兴奋剂的可能性。“同时由于我们足球界对兴奋剂问题认识不够深刻，很可能出现误服、误用的情形。”

韦迪还举了两个运动员容易误用兴奋剂的例子：运动员感冒后服用康泰克（含有兴奋剂）；球员受伤了，打封闭后继续上场比赛，而封闭所使用的药物中有可能含有兴奋剂，此时如没按要求在打封闭后立即进行书面报告，只要被查到，仍然算违例。

而备战2012年伦敦奥运会的各国家队更是对此严防有加，各队都拿出看家本领，严防兴奋剂污染，甚至有些队伍已经开始亲自养殖禽畜。

据媒体透露，国家马拉松队在丽江训练期间，由于对食品安全问题的忌惮，队员们在初到丽江时，每天吃的都是素菜。但是对于运动强度极大，体力消耗极大的运动员来说，天天吃素菜肯定不行。

一开始队伍想到的解决方法就是自己养鸡，他们去农村买来20多只乌鸡，在驻地的后院散养着。国家队的领导跟教练员、运动员一起，挽起袖子亲自上阵喂鸡。后来又经过多方打听，在金沙江边能买到原生态、不喂饲料的鱼。接着，教练组又长途跋涉，前往海拔3700米以上的彝族老乡家购买天然放牧的牦牛肉。

国家马拉松队并不是唯一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单位。天津柔道队早就开始了养猪事业，他们使用训练基地的仓库，共养了十几头猪，队员训练结束后，经常到这里当猪倌，喂喂猪，权当是一种休息。“8头大猪，10头小猪，1个月宰1头猪的话，足够吃到伦敦奥运会。”在猪圈的隔壁，还有一群喳喳叫着到处乱跑的鸡鸭，“养猪还凑合，鸡鸭也还好养，但牛就没法自己养了，得买，可不能让队员再出问题，有一次，我们买了两头整牛，一检验还真有一头牛有问题。”

四川新津水上运动学校很早就开始自办养猪场。据了解，该校养猪场最多时养了100多头猪，还专门配备了两名工作人员。此外，就连喂养猪的饲料，都有很大部分是来自新津水校自己种植的蔬菜。

不过，国家马拉松队队员朱晓琳通过媒体部分否认了队里亲自养鸡的传闻：“队里的领导主抓训练管理工作，哪有时间养鸡，但是队领导为了保护队员，他们还是前往山上的老乡家里购买牛肉，所以放心食用，鸡也是老乡负责代养的，我们只是定期去采购而已。”

国家射击队对运动员外出也有严格规定。中国射击队领队肖昊鹏告诉记者：“我们规定，没有特别重要的事，运动员一律不能出去吃饭。如有特殊情况，要经过我们批准。而且运动员在外就餐时，不准吃肉类，只能吃蔬菜和主食，还要列张单子，说明每顿饭都吃了什么，回来后上报。”

肖昊鹏说，前一段时间在国家体育总局开会时，他得知，现在不仅猪肉中含“瘦肉精”，牛羊肉的情况同样恶劣，他们不得不从特殊渠道购买食材，“总局给我们指定了供应商，由于能保证安全，价格肯定会贵一些。现在各个中心对饮食都非常重视，我们有专门的膳食科，聘请了采购、主厨、甜点师……这些人都要经过一段时间培训才能上岗。”

国家体育总局反兴奋剂中心一位工作人员向时代周报记者透露：反兴奋剂中心负责肉制品的检测，我们将肉制品检测完了以后提供检测报告给他们，我们只负责检测国家队用的肉制品。

与他的话可以相印证的是，冬季运动管理中心有关人员透露，运动员所吃的食物都是经过国家体育总局的批准，并与相关单位签订供货合同，严格筛选肉类质量。比如，当天的猪肉要进行抽样检查，如果在24小时内，猪肉没有问题才能进入食堂拿到餐桌上，即便初检合格的猪肉，我们也要一分为二，一部分用作检测，一部分留样。运动员到国外参加大赛，至少会要求他们提前一周或者两周回京，因为他们在外地有误服“瘦肉精”的潜在危险。

正带领国家男子乒乓球队在深圳集训的总教练刘国梁倒是了解总局新发布的文件，他向时代周报记者透露：我们一是保证运动员不在外面吃饭，二是我们现在是封闭训练，基地食堂的这些肉，都是从北京那边专门运过来的。我们尽可能在奥运会前把这种风险降到最低，肉制品一定是要吃检测过的。这些肉制品隔两天从北京往这边运。

不过刘国梁也否认了运动员像外面猜测的那样，完全与外界隔绝，他说：我们在外面集训，倒也不至于不接触外界，只是尽量不在外面吃东西。不过，有时候也不得不在外面吃，比如在旅途当中，你也得吃饭，解决的办法就是尽量不吃肉。

“中国的肉有点危险，蔬菜和海鲜没什么问题，”刘国梁说，“具体的肉从哪来的我不知道，应该有自己的渠道。”

特殊保障的体育界

3月3日，在足管中心一次内部会议上，国家体育总局反兴奋剂中心副主任赵健介绍了国际兴奋剂检测情况：全球一年27万例，其中足球3万例；意大利1万例，其中足球5000例；英国七八千例，其中足球1200例；中国1万例，其中足球仅二三十例。他表示，之所以意大利、英国等国家对足球项目的兴奋剂检测较多，与它们有高水平足球联赛有一定关系。

兴奋剂是运动员运动生涯的终极杀手，每年都有运动员因服用兴奋剂而遭到国际体育组织的惩罚，或取消成绩，或终身禁赛。兴奋剂成为许多运动员闻之色变，但是似乎又是无时无刻不在诱惑他们的禁果。

自从1865年首次出现服用兴奋剂以来，体育界反兴奋剂已有100多年的历史。服用兴奋剂有悖公平竞争的体育道德，反兴奋剂在历次体育盛会中都是一项艰难的工作。

各国家队对食品安全的重视，被媒体报道后，引发社会的广泛关注，舆论认为，体育界的表现折射出，中国的食品安全已经到了极其危险的地步。针对此种言论，3月6日，国家体育总局科教司司长蒋志学表示，国家体育总局的确对国家队运动员外出就餐作出了相应限制和规定，这是因为运动员这个特殊职业对于食品安全有特殊要求，普通公众不必因此对食品安全问题产生恐慌。

国家体育总局反兴奋剂中心工作人员表示，反兴奋剂的具体工作是由科教司他们去负责。时代周报记者向国家体育总局下属多个直管中心询问相关信息，大多数还对总局下发的该文件一无所知。不过很多中心都表示，对于运动员的食品安全保障，各自都有相应的办法。排管中心的工作人员表示：我们都是有基地的，像郴州、漳州等集训基地。我们要求运动员不在外面吃饭，各基地负责向他们提供安全可靠的食品。

具体负责反兴奋剂工作的科教司司长蒋志学表示，自己也听说了有个别运动队养鸡、养猪的消息。他说，首先，国家体育总局从未要求运动员养鸡、养猪等。其次，由于运动员职业的特殊性，在饮食、看病等方面都有特殊需要，因此对于食品安全一直有特殊要求，这和普通老百姓是不一样的。

蒋志学还表示，在今年举行的第十二届全国冬季运动会上，反兴奋剂工作也是重中之重，国家体育总局将坚持“严令禁止、严格检查、严肃处理”的反兴奋剂工作方针。总局和组委会将首次在全冬会中实行反兴奋剂教育资格准入制度，这意味着每个运动员都要接受教育、参加考试、合格后并作出承诺才能参赛，冬运会由此成为继北京奥运会、全运会和城运会之后第四个采取这一制度的综合性运动会。

据蒋志学介绍，因为运动员要接受兴奋剂检测，所以他们对吃到肚子里的任何东西负有完全的自我责任。跟普通老百姓不同，运动员只要在饮食中摄入含微量违禁成分的食品，即使不影响健康，也可能无法在兴奋剂检测中过关。正因如此，国家体育总局对于国家队运动员外出就餐一直有严格的管理规定，临近大赛自然会更加严格。对于动物内脏等食物的摄入，均提出了相应要求。

实际上，早在2010年9月，由国务院法制办牵头，国家体育总局、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等部门共同参与启动了对国务院《反兴奋剂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的立法后评估工作。2011年5月，反兴奋剂中心完成了《条例》立法后评估报告的起草工作，经各有关单位审核修改后上报国务院法制办，顺利完成了此次立法后评估的实施工作。反兴奋剂中心主任何珍文在会议总结时表示，《条例》是反兴奋剂工作的基本依据，立法后评估对《条例》进一步贯彻落实和适当修改起到了基础性作用。反兴奋剂中心将认真研究和学习此次评估的主要成果，在相关职能部门的领导和配合下，继续深入贯彻执行《条例》,推动反兴奋剂工作的开展。

蒋志学说，不让运动员外出就餐并不代表外面到处都是（含有违禁成分的食品），主要是确保万无一失，尽量避免出现食源性的兴奋剂阳性。运动员的运动生涯很有限，如果一不小心因为这个问题受到影响就不划算了。但是社会没有必要因为总局在食品方面对运动员的特殊要求而恐慌，这是完全没必要的。根据农业部方面的监测和反馈，通过各方努力，目前我国的食品安全总体情况还是不错的，而且比过去要好。“运动员的问题在于，他们不能沾一点（违禁成分）。”

百姓餐桌风险几许

为了提高兴奋剂检查的科学性、针对性和有效性，国家体育总局反兴奋剂中心将在2012年正式在兴奋剂检查中实施生物护照项目。

为了保证生物护照检测数据得到准确的分析，确保生物护照项目实施的公正性、科学性和权威性，2012年2月20日，反兴奋剂中心生物护照评估委员会正式成立。委员会成员由来自反兴奋剂、临床血液学和运动生理学等领域的专家组成，专门负责对受检运动员相关指标变化的评估，并独立、客观反馈评估意见。

何珍文为专家们颁发了聘书，同时强调在兴奋剂检查中实施生物护照项目能直接判定运动员兴奋剂违规，锁定“嫌疑”运动员，帮助反兴奋剂机构制定更有针对性的检查计划，增强兴奋剂检查的威慑力。今年实施生物护照项目意义重大，既是备战伦敦奥运会、确保我国运动员干干净净参加奥运会的需要，也是保证我国反兴奋剂工作保持国际先进性的需要。

相对于吃特供的运动员们，百姓的餐桌食品安全如何保障，则是在如此鲜明的对比中体现出的更具有现实意义的问题。

从京城向南，河北涿州一带，沿路可见某些中央直属单位的食品特供基地的招牌，不时有一些载重汽车从路上驶过。相对于几十公里外的京城来说，这里显得静谧平和，人影稀疏，但是免不了的厚厚的灰尘也一样罩在沿路的树上。

除了涿州，在环绕京城的河北各地以及京郊的一些区县，特供蔬菜基地一直存在。不仅仅是在京城，新华社“新华视点”栏目还曾曝光过浙江一些部门和单位借助权力在生态环境优越的遂昌县开辟农产品“特供渠道”，让当地一些绿色农产品基地高标准保障其部门和单位内部供应。

在前段时间闹得沸沸扬扬的香港蝗虫事件时，香港同胞也许不知道，中央政府为保障香港地区的食品安全，对香港地区也是采取特供的方式提供蔬菜，早在1962年，内地就开通了专供香港农副产品的专用列车，史称“三趟快车”，而在如今内地几乎成为食品安全的重灾区时，商务部副部长姜增伟曾介绍道：“香港农副产品的稳定供应和质量安全，历来被中央政府高度重视，2010年全年内地供香港食品合格率为99.97%，澳门达到了100%。”

面对层出不穷的中国食品安全问题，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研究员、博士研究生导师陈君石认为，中国“食品安全没有零风险”。

陈君石认为：“科学和实际的做法是通过各种措施将风险尽可能降低到可以接受的程度。所以对政府来讲，其任务不是消除危害，而是控制风险，这在发达国家的政府也是如此。我们不可能消除食品中的危害，但是要尽量降低风险，将风险控制在可接受的水平，这才是生产企业和政府监管的目标。”

“对待人为非法添加，比如苏丹红、三聚氰胺，这些都是不允许用在食物中的，添加一点都属于违法，政府都要严厉打击，完全杜绝这种违法行为。可见，强调零风险，并不是政府就可以不作为了。”陈君石强调。

实际上，在全国各地都能看到，农民将刚刚收下来的粮食放在柏油路面暴晒磙压，一些不法粮商将过期长霉的陈化粮掺在新粮里出售。

“尽量不要吃新米，”一位农民向时代周报记者说，“以前人们喜欢吃新米，因为新米香，口感好，可是现在的大米都是打了很多农药的稻子打出来的，最好是等一段时间以后，再吃，也许农药残留会挥发掉不少”。但是，要等多久农药才能完全挥发掉，谁也不知道。

2011年10月13日，国务院和中央编办批准，我国成立了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2011年13日，陈君石代表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专家委员会出席成立仪式并致辞。他认为，这是从事食品安全专业技术人员盼望已久的一件大喜事，从此中国就有了国家级的食品安全风险评估机构。